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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标准化法》的破与立

2019-08-02 08:48:55 融融用户范澍田阅读量:180

1、 序言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句话是各行业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指导方针,也是主管部门激发市场活力,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原则。按照这个总方针,标准化领域陆续拉开了改革大幕,一系列重要文件陆续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方案的通知》,新《标准化》法发布,一部部重要文件的出台,为标准化工作贴近市场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了良好的体制环境,也为我们构建质量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而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近期新颁布的《标准化法》,本文就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入手,谈谈《标准化法》的破与立。

2、 标准化法的法制历程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不断成熟。计划经济时期,排斥市场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极大束缚了我国生产力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逐步理顺。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伴随着人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改变,标准化立法工作也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经历了从无到有、巩固提高、转型升级、谋求突破的四个发展阶段。2017年11月4日,新《标准化法》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8年1月1日开始施行。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来之不易。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的工业生产比较落后,标准化工作没有被人理解和重视,标准化立法工作未被国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建设的推进,为了满足计划经济发展需求,1962 年发布了《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1979年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办法和条例照搬苏联模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国家对技术标准实行强制性管理,由国家统一制定、统一发布、统一实施,技术标准成为政府的事情,企业必须、也只能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技术标准组织生产。标准作为强制性要求,是政府落实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手段,那时强调的不是如何实施,而是标准的执行力度,没有商量的余地,标准就是技术法规,并附有相应的罚则。

1984 年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针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无标生产、有标不依、标准实施的监督不到位、企业标准化意识淡薄等问题。1988 年12 月29 日,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老《标准化法》正式对外发布,至此,我国标准化工作有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法。此时的《标准化法》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产物,建立了政府主导的标准化管理体制框架,疏通了市场主体参与标准制定的渠道。但标准主要还是表现为政府治理市场秩序和贯彻国家质量方针的手段,政府在标准化工作中起主导作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老《标准化法》也逐渐体现出很多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地方。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从2002 年起就启动了《标准化法》的修订工作,并于2006 年8 月、2011 年1月、2015 年7 月三次向国务院报送了标准化法修订草案。并于2016 年对外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修法草案》) 。2017年11月4日,新《标准化法》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2018年1月1日开始施行。新法更加突出了标准的市场属性,收紧了政府的权利,赋予了市场参与标准制定的法律地位和渠道,激发了市场活力,改善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新时代标准化领域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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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标准化法的法制历程

3、 《标准化法》的修订原则

(一)  以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为出发点

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号)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的有关要求,国务院于2015年3月印发了《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改革方案指明了标准化工作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措施,并给出了改革实施的具体时间计划表,有目标、有计划、有措施、有保障,是一幅标准化工作领域改革的宏伟蓝图。该方案的发布,既为全国标准化领域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标准化法的修订提供了基本的修订原则,极大的推动了标准化法的立法工作。如改革方案中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坚持国际接轨、适合国情;坚持统一管理、分工负责;坚持依法行政、统筹推进。这些都成为标准化法修订的基本原则。

(二)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

标准化法是我国标准化工作的基本法律,这部法律的修订与实施关系到社会经济生活得各个方面,同时也影响到标准化工作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在各部门、各地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标准化事业快速发展,覆盖一二三产业和社会事业各领域的标准体系基本形成。我国相继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常任理事国及国际电信联盟(ITU)理事国,我国专家担任ISO主席、IEC副主席、ITU秘书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的数量逐年增加。标准化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提质增效、服务外交外贸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增长的需求来看,现行标准体系和标准化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标准缺失老化滞后,难以满足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需求;标准交叉重复矛盾,不利于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标准体系不够合理,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标准化协调推进机制不完善,制约了标准化管理效能提升。在此次修法过程中,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成了标准化法修订的另一个基本原则。

(三)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党的奋斗目标。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当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此次修订的《标准化法》中也充分贯彻了这一理念。

现实生活中,标准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标准化法》修订从一开始的立法宗旨到各项具体制度的设计,都贯穿标准化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要求。比如说在标准化法的立法宗旨上,首先强调要保障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在标准的制定范围上,新修订的标准化法明确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的各个领域中,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都应当制定标准。这样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标准在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再有,在标准的效力上,规定了凡是涉及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经济社会管理的一些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要制定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并由国务院统一对外发布。对于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标准化法明确规定要优先立项,及时完成,强制实施。同时此次《标准化法》首次赋予团体标准以法律地位,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标准研究、制定、实施与社会监督。为了便于社会公众了解知晓和应用标准,新《标准化法》也规定,政府制定的标准应当免费向社会公开,这有利于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标准、应用标准和支持标准。新法还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建立标准化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标准化工作重大事项。也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特殊需要,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标准。这些新举措都有利于制定更符合人民需要的标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四)  落实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根本目标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发生一系列新变化,包括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此次《标准化法》的修订,就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通过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质量基础设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质量提升,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引领性、支撑性的作用。新法在开篇中就明示要加强标准化工作,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第四条强调制定标准应当在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调查论证,广泛征求意见,保证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时效性,提高标准质量。在第二十二条强调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科学合理利用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增强产品的安全性、通用性、可替换性,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最后,新法中还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和宣传工作,传播标准化理念,推广标准化经验,推动全社会运用标准化方式组织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发挥标准对促进转型升级、引领创新驱动的支撑作用。这些举措都充分贯彻了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目标。

4、 《标准化法》的重要突破

(一)  标准范围不断扩大

标准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时期密切相关,从办法到条例再到法律,历次标准化法的修订也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气息。《标准化办法》中标准的制定范围包括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的质量、规格和检验方法等方面。《标准化条例》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凡正式生产的工业产品、重要的农产品、各类工程建设、环境保护、安全和卫生条件,以及其他应当统一的技术要求,都必须制订标准。办法和条例均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体现出迫切的社会发展需求和强烈的国家意志,目前国家标准数据库中还保留部分粮油检验和工程建设标准,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准印迹。老《标准化法》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产物,大的范围并没有扩展,只是对工业领域的标准范围进行了细化,重要农产品和其他需要制定标准的项目由国务院规定。由于社会发展所处的现实条件限制,当时服务业在社会发展所占比例较低,服务标准需求也不明显,因此老法中并未涉及服务业标准。

此次颁布的新《标准化法》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明确指出标准(含标准样品)是指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领域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将标准的范围扩展到服务业和社会事业,既贴近了市场需求,又极大的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新法只规定了大的领域范围,并没有对标准的范围做细节要求,而是将主动权交给了市场,更加有力的激发了社会力量按照市场规则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标准,使得标准可以在更宽广的舞台发挥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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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标准范围变化

(二)  标准性质分类不断扩展

《标准化办法》和《标准化条例》都将标准分为国家标准、部标准和企业标准三类,其中国家标准、部标准都是强制性的,《标准化条例》更是直接指出“标准一经批准发布,就是技术法规,而这一句话也成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显著特点。老《标准化法》对标准的分类有三处修改,一是将部标准改为了行业标准,明确了各行业标准的归口管理部门。二是增设了地方标准,使标准由三级变为了四级。由于我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地方标准有利于满足各地的特殊需求,但也有人对地方标准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提出了质疑。三是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分为了强制性和推荐性,“就是为了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把该管的管住,该放给市场、企业的把它放出去,推荐自愿去选用”,推荐性标准的产生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显著特征,也是老《标准化法》的重要突破。

新《标准化法》进一步缩小了强制性标准的范围,将强制性标准范围限定为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社会经济管理基本要求需要统一的技术和管理要求,这与WTO/TBT协定中规定的五个正当目标更加接近,更符合国际标准化发展趋势。此外,取消了强制性行业标准和强制性地方标准,并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务院统一对外发布,进一步收紧了强制性标准的制定主体,规范了政府行为,减少了政府对市场不应有的干预,可以更加有效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此外,新《标准化法》中第一次赋予团体标准法律地位,突破了由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体系框架,为自愿性标准体系的建立打开了政策空间,将标准制定的主动权交给了市场,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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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标准性质及分类

(三)  标准化管理理念不断更新

标准化是一个PDCA的循环过程,标准的研究、制定、实施、监督、检查、整改、修订,每一个环节都必不可少,而如何让标准化工作落到实处就离不开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与管理。历次修法工作中也在根据市场需求变化,不断尝试更新标准化管理理念,理顺标准化管理体制,提高标准化管理效率。办法和条例中关于标准的实施都有专章进行规定,称作“标准的贯彻执行”,那时的标准就是法规,没有自愿采用的说法,企业必须遵守,没有选择权。当时强调的不是如何实施而是执行力度。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更改或降低标准,对因违反标准造成不良后果以致重大事故者,要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批评、处分、经济制裁,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对于确实达不到国家标准要求的还要向主管部门作出情况说明。这时的标准是政府管理市场的强制性手段,违反标准就是违法,还要依法进行处置。老《标准化法》规定了标准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标准、组织实施标准和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明确了各级标准化主管部门有权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由于引入了推荐性标准,所以在法律责任那里主要强调了违反强制性标准的法律责任。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已经授予认证证书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认证部门撤销其认证证书。这时的标准化管理理念虽然已经淡化了强制属性,但还是有着强烈的政府主导的意思。

新《标准化》法的管理理念有了实质性变化,标准化更多的是作为服务市场、引领质量提升的工具,而不在是政府管理市场的手段。生产、销售、进口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或者企业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其公开标准的技术要求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更加强调了标准化工作的市场属性,相关罚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配套法律处理,而对于违反强制性标准的行为首先是记入信用记录,其次是进行公示,对构成犯罪的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法在法律责任里还特别关注了标准化的两面性,对于利用标准实施排除、限制市场竞争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这些管理理念的变化,对于改善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标准化管理实效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  标准化体系不断优化

新法明确了标准的种类和性质,对标准的制定、实施、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做了详细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统一管理和分工管理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标准化工作协调机制,从整体上构建了一个清晰、适宜、和谐的标准化体系。

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国家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标准化工作的任务是制定标准、组织实施标准以及对标准的制定、实施进行监督。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标准化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国务院建立标准化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标准化重大改革,研究标准化重大政策,对跨部门跨领域、存在重大争议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协调。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建立标准化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标准化工作重大事项。这些规定为标准化工作全面扎实有效开展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构建了一个体系优化、协同推进的标准化工作新格局。

(五)  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

标准是世界的通用语言,也是国际贸易的通行证,所以标准化在便利国际经贸往来、技术交流、产能合作等各个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凸显。特别是现在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也是制造大国,标准化的作用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凸显。在新修订的标准化法中,首次提出了国家要积极推动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开展标准化的对外合作与交流。特别是要鼓励中国的企业、社会团体、教育科研机构要积极参与到国际标准化活动中,同时也鼓励要参加到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中,推进中国标准与国外标准之间要相互转化和应用。过去我们更多强调的都是采用国际标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国情来采用国际标准,另一方面,我们要推动中国标准向国际标准的转化,推动中国标准在国际上的推广和应用。再有,新《标准化法》强调了中国在标准制定、实施的过程中,要确保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真正地使标准化工作能够与国际规则深度融合,更好地促进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的“软连通”,用标准化工作助力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5、 《标准化法》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  标准著作权不清晰

长期以来,不管标准化管理体制怎么调整,标准又分为几级,我国的标准还是主要由政府主导制定,是作为“政策”和“法规”存在的,因此,忽视了对标准著作权的研究,默认标准是政府所有,也不存在著作权的保护。从老《标准化法》将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之后,标准著作权问题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答复指出,推荐性标准是自愿采用的技术性规范,不具有法规性质,应当确认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强制性标准是具有法规性质的技术性规范,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虽然法律界对标准著作权的保护早有判例,但此次修法工作仍没有突破现有标准化管理体制束缚,并未明确标准著作权归属,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标准化工作约束和激励机制,不利于充分激发标准制定者的积极性,也为做大做强标准化产业埋下了隐患。

在我国历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产权归属又是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所在。从改革的进程来看,只要赋予市场应有的产权归属和政策激励,并加以适当的政府引导,改革总会取得积极的成效。标准是科学技术研究的成果和先进经验的总结,是需要付出大量智力成本和财力成本的技术活动,凝结了制定单位和个人大量的心血和智慧。新《标准化法》没有明确标准版权的归属与管理,因此标准版权政策还沿用原国家技术监督局、新闻出版署1997年印发的《标准出版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国家标准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工程建设、药品、食品卫生、兽药和环境保护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工程建设、卫生、农业、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根据出版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相关的出版单位出版,也可委托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这一部门规章意味着,作为一项由具体承担单位和个人承担的技术工作,无论最终成果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还是地方标准,标准的版权与著作权人均没有关系,这一规定不符合科技工作发展规律,极大制约了企业人员参与标准化工作的积极性。标准成果与市场推广应用严重脱节,甚至是两张皮,科技人员从事多年研究的技术成果,却不能分享因此带来的相关利益,这与《著作权法》的主旨精神相悖,严重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  标准层级过多,管理交叉重复

我国标准化法的不断完善是政府主动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变迁过程中,始终保留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并不断推出适应新形势的制度创新。首先,在强制性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推荐性标准,又在二者的基础上增加了团体标准,标准的制定范围和标准制定主体的范围不断扩展,在推出新的标准类型的同时,并没有影响原有标准类型的巩固和发展。坚持了继承创新的原则,保持了制度“惯性”,能够保证相关制度得到迅速有效的实施,既兼顾了存量,又做大增量,实现了帕累托优化,增强了标准供给能力。

但客观来说,我国政府主管的标准层级还是过于复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本身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就是政府分管职能的一种划分,并不是市场属性需求划分,不符合本次深化改革的主旨精神。因为不管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均是行业主管部门对外发布的在全国适用的文件,不存在地域之分。其次本次新法的修订又扩大了标准制定主体,明确了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也可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特殊需要,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标准。这等于标准层级又多了一级,这些都是标准交叉,重复矛盾的根源所在,也不符合标准化简化、统一、优化的基本原理。“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就是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冲突所引发的网络口水仗,而各地市发布的很多小吃产品标准也频频突破政府主导制定标准的原则底线,对市场进行了不应有的粗暴干预,闹出很多笑话,标准化主管部门的权威性也受到质疑。

(三)  多头管理,标准协调性无法保证

本次新法虽然明确了国务院、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标准化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标准化重大改革,研究标准化重大政策,对跨部门跨领域、存在重大争议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协调。然而,这样的协调机制又从另一侧面印证我国标准化多头管理的尴尬现状,管理交叉,职能分散,进一步增加了标准协调难度,也难以保证国家标准体系之间的协调配套,导致越重要的标准越难产,难以满足市场经济对标准的多样需求,增加了标准化工作的风险。

新法第5条进一步确认了我国自上而下,条块分割的标准化工作管理格局,即国家标准一般情况下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管理,特殊领域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管理制定;行业标准的编制实施归属于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地方标准由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在政府主管的标准备案平台上进行公示。各个层级的标准化管理机构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和制约程序,对于同一标准化对象,不同的政府主管部门可不受制约分别立项,因而各级标准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新法15条规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应当按照便捷有效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征求意见,组织对标准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分析、实验、论证,并做到有关标准之间的协调配套。而我国现行的标准备案制度下,各级标准主管部门只需要将相关材料向上级标准化主管部门上报即可,是一种事后的行政行为,不具备事前技术审查的功能。这样导致标准备案工作只具备形式审查的作用,没有专门的技术机构和制度支撑各级标准协调配套之间的技术审查工作。国家标准制修订平台、地方标准备案平台、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公开声明平台都是信息发布平台,无法保证标准之间的协调配套。

(四)  市场主导的标准化工作环境还未建立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句话是各领域深化改革的主旨精神,《标准化法》的修订也不例外。整合精简强制性标准,优化完善推荐性标准,培育发展团体标准,放开搞活企业标准,提高标准国际化水平,深化标准化与科技互动支撑,加强重点领域标准建设等等。这些政策打破了政府对标准化资源的垄断地位,建立了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标准化工作格局。但标准化资源包括哪些,如何激发市场活力,以及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怎样发挥作用,这些配套的落地问题还未有明确的配套政策指引,以市场为主导的标准化工作环境还未根本建立。

如针对企业标准,此次虽然取消了企业标准的审批备案,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流程环节,但企业还需在政府主导建设的平台上进行公示,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在新型标准管理体制框架下,政府应该管公益性的,保底线的,至于企业标准怎么制定,怎么公布,都是企业自己的内部事务,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政府就不应干涉。公共标准保底线,私有标准提质量,政府应进一步制定配套政策文件,激励企业制定更高水准的企业标准,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还应对企业标准制定者给以应有的产权保护和政策激励,彻底激发企业活力,鼓励科研人员参与标准研究,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其次,此次修法不止一次提出了培育团体标准,激发市场主体参与标准制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国家也发布了《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但团体标准运行的大环境还不成熟。我国现有的行业协会大多数不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而是在行政体制内自生的,带有较浓厚的行政色彩,甚至扮演着“二政府”的角色。非政府组织的政府性和非盈利组织的盈利性是它们的显著特点,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标准化体制,只能成为政府权力的延伸和市场发展的累赘。这样的管理体制并没有与市场对接,也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要培育发展团体标准,首先应改革行业协会管理体制,使行业协会真正成为服务行业、塑造良好政商关系的纽带和桥梁,而不是代表政府去参与市场竞争。在此基础上,行业协会还应努力实现以下四个转变:从行政依附者变为独立的沟通者;从市场中的淘金者变为企业的服务者;从政府利益的代表者变为行业利益的代言者;从市场垄断者变为市场竞争的协调者。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再谈培育团体标准才有实际意义。

6、 结语

十年磨一剑,此次标准化法的修订倾注了全国各行业标准化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是标准化工作实践经验和管理经验的综合结晶。他打破了政府对标准化资源的垄断地位,建立了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标准化工作新格局。这“破”与“立”,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更需要我们标准化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奋斗。

 

参考文献

[1] 石雨朦.浅析我国标准化法的修改与完善 [J] .经济与法制,2013(9)

[2] 金光.《标准化法》诞生始末 [J].中国标准化,2015,( 09)

[3] 李春田.时代呼唤新的标准化法[J].中国标准化,2014,( 12)

[4] 李春田.标准化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0

作者简介:

范澍田,男,高级工程师,理学学士,管理学硕士

陕西省标准化研究院,主任。

标准知识;标准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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